
一 | 近期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希望空乘人员不再被迫“服美役”,尤其是空姐不需要再穿高跟鞋。

二 | 中国民营企业正集体步入接班高峰期。

三 | 数据显示,全国目前约有300万家中小型民营企业带有家族控制背景,大多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如今,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平均年龄已超过60岁,绝大部分家族企业已来到“必须交棒”的历史节点。 这一波“代际传承潮”,既是企业生命周期自然演进的一环,更是整个民营经济生态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工作期间穿着高跟鞋,会增加扭伤、滑倒的风险,加重静脉曲张和骨骼劳损,甚至在发生事故时无法迅速行动,被网友视为“没苦硬吃”的工作负担。接班,远非简单的“谁来接棒”问题,而是一道涉及财富、责任、认知框架与战略思维传承的系统性难题。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正陷入两难:一边是父辈创业者“退而不舍”,攥着权力不愿放;另一边是子女后代“继而未稳”,接班意愿和准备都不充分。 调研显示,仅有约16%的家族企业制定了明确的接班规划,真正严格落实的不足3%;超过八成的家企二代受访者直言“对接班缺乏兴趣”。 很多二代有高学历、国际视野,可面对一个靠父辈经验、人脉、个人风格撑起来的企业,根本插不上手,陷入“有身份无实权”的尴尬局面。 “挂帅不领兵”:接班沦为仪式 不少家族企业的接班,更像一场走流程的“加冕礼”:二代挂上“总经理”“董事长”的头衔,可企业里的大事小情,还是创始人拍板;老员工找的是“老领导”,而不是“新老板”。 对此,包括春秋航空、山东航空、吉祥航空在内的多家公司也做出了相应调整,让空乘人员获得了“平底鞋自由”。这种“挂帅不领兵”的局面并非因为接班人不够优秀,而是由于其面对的企业系统依然停留在上一个经济时代。 但这个事情有趣的点在于,高跟鞋此前被认为是职业、庄重的穿搭,因此才会变成空乘人员的“默认穿搭”,但即使如此,高跟鞋产生的负面价值,现在也已经远远大于正面价值。

四 | 在领导穿着冲锋衣上班、打工牛马穿着萨洛蒙准备下班跑两圈,还有动辄就需要通勤1小时的大都市生活里,高跟鞋会像紧身胸衣一样被淘汰吗? 一、告别“美丽刑具” 高跟鞋的诞生,本来是为了实用。 许多创一代企业家个人能力卓绝,大小事务习惯亲力亲为,企业体系高度依赖其个人权威,早就成了“离了创始人就转不动”的状态。 旧时代的贵族用它来卡住马镫、避免踩到脏污,同时还能拔高身高、彰显身份。但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自认“理性”的男人们就淘汰了高跟鞋,因为它太华丽、不够阳刚。倘若仅仅生硬地将“权杖”塞给下一代,却没有同步移交背后的权力和信任机制,二代继承人自然成了“空架子”。 问题的核心在于信任和权力的错位。

五 | 高跟鞋在此之后就逐渐成了女性的专属用品。创始人对二代始终不放心,怕彻底放权后企业出乱子;企业上下对二代的尊重,多是“看在创始人的面子上”,不是真认他这个“新掌舵人”;二代夹在中间,想做事却没人听,只能眼睁睁看着“接班”变成“走过场”。

六 | 穿上高跟鞋后,小腿线条更纤长,而因重心前移,女性不得不挺胸翘臀。

七 | 因此,在家族企业传承中存在由“一代企业家、二代企业家和老臣”构成的“信任三角”,任何一角的信任缺失,都可能导致接班流于形式。 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在当下这个乌卡时代,AI、数字化转型、绿色制造等新技术、新趋势正深刻重塑产业竞争逻辑。 如果家族企业仍抱着“人治模式”那套不放,二代即便有才华、有抱负,也缺乏施展拳脚的舞台。企业很可能因此错失变革良机而走向衰退。正因如此,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交接棒”,更关乎整个企业系统如何更新换代。 “我吃过的盐比你多”:经验壁垒如何困住二代? 大量中国家族企业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闯”出来的,那时候,靠创始人的直觉、胆色、人脉就能把生意做起来。然而,这种“老板经验+低制度化运营”的模式也铸就了深厚的系统壁垒,如今成了困住二代的“无形墙”。 大众传媒时代,影视、广告和各个时尚品牌,不仅强调高跟鞋的性感特质,在女性主义的潮流下,致力于为高跟鞋找到一些“实用”的价值。 比如,将高跟鞋跟专业、职业化的身份绑定。空乘、银行客户经理、律师等等,穿高跟鞋成了一种职业着装规范。如果再加上一身垫肩超宽的“权力套装”,中性的服装搭配细跟尖头的恨天高,简洁、干练、有力量感,简直是职场女魔头的战服。 这类家族企业运作往往重“人治”轻“法治”,公司治理架构和流程机制不够健全。

八 | 当二代试图引入现代管理理念时,常常会遭遇旧有系统的顽固阻力。 许多创始人及老一辈管理层对二代倡导的“系统决策、流程管控、智能升级”等理念理解有限,甚至本能地排斥。

九 | 《欲望都市》中的律师Miranda,总是一身套装,蹬着一双细高跟,雷厉风行。

十 | 传统家族企业长期习惯于粗放增长和人情管理,对数据驱动、流程再造等新思路知之甚少。 一些企二代提出数字化转型的方案,往往因为父辈对数字技术不熟悉、心里没底,而被一票否决。很多老一辈创业者更相信自己的经验直觉,不愿贸然尝试看不懂的新系统。 相较于“创业”的白手起家,“守业”式的改造更为艰难。

十一 | 现实生活中走到体制顶尖的女性,比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竞选人哈里斯也用这种穿搭规范出席正式场合。二代接班人肩负着将一个陈旧的传统企业带入现代化的重任,这不仅涉及技术与流程更新,还需挑战前代奉行的成功经验。这种深度重塑的复杂性与艰辛,丝毫不亚于初次创业。 疫情以后,本来就是人造出的“严肃”形象被消解了,全球都普遍接受了运动休闲风。 不少家企二代感叹,在一个体量庞大却陈旧僵化的组织里推动变革,比自己出去重新创业还要难:一方面要面对父辈“不认可甚至否定”的眼光,另一方面还要克服组织与员工的惯性。双重压力之下,改革举步维艰。

十二 | 连最讲究工作服装的华尔街都开始大穿巴塔背心,不穿西装外套。 包括开头提到的空姐服装大辩论,很多网友直指这种穿着规范的核心荒谬——使用逃生滑梯要求必须脱掉高跟鞋,空姐穿高跟鞋本身,跟职业化和安全是本质矛盾的。 结果便是,企业战略方向常常出现失焦和摇摆。

十三 | 二代也许眼光敏锐,看准了新的风口,却无法说服决策层及时转舵;而父辈坚守旧跑道,又可能错失良机。 对健康和舒适的追求,让女性加速把高跟鞋抛弃到历史尘埃里,高跟鞋成了“美丽刑具”的代名词。 这种认知落差带来的战略迷失,正是“经验时代”系统壁垒的直接后果。 穿高跟鞋,脚趾脚后跟被磨出水泡、腰背酸痛是最轻的后果,长期穿着,据多项研究,会在不同程度加剧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磨损,引发甲沟炎,足弓退化,造成拇趾外翻、槌头趾等骨骼形变,增加静脉曲张发生率等等。

十四 | 当旧观念如同铁屋般固闭,新生代再好的蓝图也难以落地。 20年后再拍续集的《穿普拉达的女王》,是这种风潮转变的最明显映照:女性特征明显的礼服+高跟鞋 VS 工装连体衣+凉拖鞋。 第二部被社交媒体调侃是“审美降级”,因为满天飞的路透照里,第一部那种华丽精致的服装风格大大减少,而实用、舒适、中性化的穿搭更多了。

十五 | 壁垒不破,新局难立,二代的抱负与现实的系统掣肘便形成了尖锐矛盾。 高跟鞋不再是“正式场合”必穿的东西了。 “一个人说了算”:治理集权与文化惯性的死结 大多数中国家族企业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治理“高度集权”,文化“跟着创始人走”。 可替代品太多了,运动鞋、德训鞋、芭蕾鞋、乐福鞋、帆布鞋、勃肯鞋……成了如今的穿搭时尚单品,总之不是有损足踝和足弓健康的高跟鞋。

十六 | 很多创始人既是老板,也是“大家长”——经营决策、股权、人事、文化,全由他一个人定。

十七 | 二、时尚价值也在下行 时尚界从来不会逆风而行。企业文化往往就是创始人个人风格的延伸,整个治理架构带有浓烈的家长制色彩。

十八 | 在自上而下的消费者(不论是年龄还是消费能力)都希望更休闲、更舒适的时候,高跟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跟大行其道的“松弛感”背道而驰。

十九 | 根据小红书去年发布的《奢品趋势白皮书&人群灵感图鉴》,当下流行的风格基本是从简约风细分出来的风格: 对于更有消费能力的阶层,她们追逐的是静奢风、老钱风、Clean fit等。 具体来说,就是要穿廓形好、材质显贵,妈妈看了都觉得能穿十年的好衣服。BV、拉夫劳伦、Barbour等,都是得到这一波潮流红利的品牌。 在创业时代,老一辈奉行的是“现金流为王”,靠血汗打拼和人情网络铺路的生存哲学;他们信仰拼劲和胆识,崇尚“拼命三郎”式的奋斗精神。 对于相对年轻的女性来说,流行的风格则有“无性别穿搭”“新复古潮流”,还有“都市户外”等。

| 这创造出的是一种虽然人在地铁通勤,但这个人看起来生命力十足,随时能去徒步10公里或者蹦迪到通宵的既视感。 但不论名词如何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风格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实用性强、功能性强、适用于多场景。 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二代更注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更青睐通过品牌、数据、自动化和AI等方式来获得可扩张的成长。 当下,很少有人会只为了某个场合来专门购入适合的穿搭,而是希望一件衣服可以从办公室穿到健身房,从写字楼穿到森林公园,都不会违和,而且舒服。 高跟鞋,尤其是穿着场景受限的细跟高跟鞋,和这些风潮显然是不匹配的。 当然,这个报告也提到一些高跟鞋相关的词汇正在回潮,比如面试鞋、婚鞋,再比如“人生中第一双大牌高跟鞋”,都有很高阅读。

| 但你会发现,在这些帖子里,高跟鞋更像是一种特别的、有象征意义的仪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天天都要穿的东西。二代更推崇系统管理和科学决策,希望减少对个人的依赖。

| 在海外论坛Reddit上,有一个名为“高跟鞋是不是过时了?”的热帖。 里面一个高赞回答是,“我是中年人了,有次难得和同龄朋友去夜店,发现只有我们还在穿高跟鞋和短裙,其他人都穿牛仔裤和球鞋,多少有点尴尬”。这种价值观与管理风格的差异,导致家族企业交接班时文化冲突频发。 在高度集权的架构下,文化惯性的力量格外强大。

| 上一代的成功经验常常被神化为不容置疑的“真理”。

| 不少创业元老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当年就是这么干的,错不了”,对二代的新思路嗤之以鼻。二代如果沿用父辈旧地图行军,固然容易守成却难有新突破;而一旦尝试绘制新蓝图,又往往会遭遇长辈的强力掣肘。 老一代积累的成功经验在传承中既是财富,也可能变成束缚:前代人过于笃信经验,将其固化为企业文化和惯性;而新生代则深感这些经验在新时代已不合时宜,必须加以挑战和重塑。

| 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结构性变革作为支撑,从“经验驱动”向“认知驱动”的转变就难以实现。 还有人感慨,真是风水轮流转,“明明在以前乐福鞋才会被嘲讽为奶奶鞋,现在又开始流行了。 倘若公司治理机制、决策流程、用人制度等不做深入改革,二代即便具备先进的管理认知,在落实时也会步履维艰。这导致许多企二代接班后出现“接不稳”“接不动”的情况:他们想奔跑,却发现脚下仍是父辈铺就的老路,稍微改变方向就险象环生。” 还记得《欲望都市》里的凯莉吗?她在剧里已经快没房子住了,依然敢花4万美金买高跟鞋。 她对于高跟鞋的狂热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拜物主义得格外理直气壮,也让Jimmy Choo、Manolo Blahnik和Christian Louboutin等在剧里高频出现的奢侈鞋履名牌名声大噪,可以说是高跟鞋的最佳代言人。

| 反之,如果在交接过程中对治理架构和企业文化进行适度重塑,为新理念落地创造土壤,二代接班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接得稳、接得动”。因此,接班的关键已经从“能不能跑”转变为“能不能认清路、画出新图”。

| 但就在去年,因为经营不善,饰演凯莉的Sarah Jessica Parker不得不宣布关闭已经成立10年的同名鞋履品牌SJP。 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上一个时代围绕高跟鞋所塑造的无忧无虑、精致美丽的幻梦,来到了一个终结。

| 与之相对的,特别有象征意义的另一个场景是,在大热电影《芭比》里,主角走到现实世界,就换掉了自己的高跟鞋,穿上了一双勃肯鞋。 接班人不仅要继承企业,更要更新企业。为此,必须冲破治理集权和文化惯性的牢笼,在保留前辈创业精神精髓的同时,注入全新的治理思维和文化基因。 当一个女孩准备迈开大步向前走的时候,高跟鞋就是束缚和规训的代名词。 三、高跟鞋,已经是不良资产 从最现实的角度来讲,即使是高跟鞋的顶尖玩家,要么在亏损,要么就是努力发展高跟鞋以外的业务。 比如,以红底高跟鞋闻名的Christian Louboutin,这个品牌从1990年代,也就是红底高跟鞋诞生之后的扩张之路,其实是一直在稀释这个产品线,或者说将性感这个概念置入到其他产品中。 “我到底是谁?”:二代陷在“中高层夹缝”里的尴尬 很多二代接班后,都会陷入一个困惑:“我到底是老板,还是高级打工人?”:他们名义上是未来接班人,实际身份却很模糊,既不像老板又不像创业者,更像是受聘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这个法国品牌的标志红鞋底,就像烈焰红唇或是红色指甲一样,带有鲜明的性感标签。身份与权力脱节,使得他们上不能真正号令全局,下难以服众施政,成了“夹心层”。 首先是“没制度撑腰”。 同名创始人,是从助理正在涂抹的红色指甲油上汲取了灵感,创造出Christian Louboutin最具标志性的红底鞋,“红底就像口红,让人忍不住想亲吻”。 可以说这个品牌卖的不是鞋,是关于性感的梦想,是一种情绪价值。

| 由于家族企业治理不透明、规则不健全,接班人难以通过正式制度来建立自身影响力,只能倚仗“太子”的身份撑场面。过去30多年,Christian Louboutin陆续增加了男鞋、美妆和眼镜业务版块,其中美妆线做出了以贵和造型好看出名的萝卜丁口红。 回过头看,Louboutin的选择非常明智。数据显示,近几年全球高跟鞋销量一直在下滑,2019年至2023年,全球高跟鞋销售额年均下降1.5%~2%。

| 这个数据可能有居家办公的影响,但在此之前,高跟鞋在所有鞋类的位置也已经下滑。 可时间一长,缺乏实际业绩支撑,“太子”光环也会很快褪色。老员工难免私下议论:“他不就是靠爹吗?换我上也行。”缺少制度赋权的新掌舵者,要赢家族企业元老团队的心服口服殊为不易。 去年品牌股东、投资集团 Exo称,其正在朝着年营收突破10亿欧元大关的目标迈进。 其次是“老臣不服管”。原有高管团队往往与二代难以形成协同默契。

| 鞋,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要在舒服性、功能性之间做个选择。高跟鞋反人类脚感,不会因为对性感摇曳的幻想,或是几千上万块钱的价格而消失。

| 在所有“美丽刑具”的排行中,Christian Louboutin都榜上有名。 高跟鞋的功能性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跟着创始人打江山的企业元老们习惯于唯创业老板马首是瞻,对于年轻的接班人缺乏天然信任,更谈不上共同愿景。 这种“信任断层”导致管理摩擦频发。老臣表表面服从、实际自行其是,二代处处受制,无法有效驱动团队。

| 更危险的是“股权不清”。

| 如果企业股权和控制权传承安排不明,老臣甚至可能与家族内部不同成员结盟,争夺权力。

| 典型如知名企业杉杉股份:创始人突然离世却未留遗嘱,且股权架构复杂,其子与继母及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爆发控制权之争,令人唏嘘。曾经,它因露出脚成为一种反叛标志,但此后又被视为女性的束缚,脱下高跟鞋成为对舒适和个性的追求。 标志性的事件出现在2018年戛纳红毯上,一向特立独行的暮光女主Kristen Stewart却当众脱掉了红色的红底高跟鞋,光脚抱着鞋走完红毯。 对于有理智的消费者而言,买鞋子本身是折磨,但买“红底鞋”的象征品,也算是一个有效的心理暗示。 由此可见,没有清晰的传承规则,即便接班人名正言顺,其权威也可能遭遇内部挑战,甚至被“架空”。 种种因素叠加,使不少接班人陷入上下不接、内外受困的境地:上有创始人“垂帘听政”,在旁干预,旁有家族其他成员掣肘,下有元老重臣不买账,外有利益相关方观望质疑。 想改革,没有足够授权;想守成,又难以驾驭复杂的人情和利益格局。他们仿佛被困在原有体制的缝隙中,举步维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二代干脆放弃接班。 实际上,也不光是女鞋如此,过去几年皮鞋整体销量都在下滑。据统计,约60%的民企二代明确表示不愿接班或态度犹疑。从2015年至2020年,我国皮鞋的总产量持续下滑,从45.6亿双降至35.4亿双。与其进退维谷,夹缝里受气,不如自己出去创业就业,另辟天地,成为许多二代内心的真实写照。预估两年之后,皮鞋产业量可能将缩减到17亿双。 对于那些选择迎难而上的二代来说,必须正视“身份与权力脱节”这个棘手问题。 对于大多数人,高跟鞋和运动鞋在生活中位置对换了,只有在极少数的特定场合才会考虑高跟鞋,大多数时候都是运动鞋走天下。解决之道无非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为二代赋权,让其真正拥有决策权、人事权;另一方面,二代自身也要拿出实力赢得信任,用业绩和行动将自己的身份从“老板的孩子”转变为“企业的领袖”。 这两年,只有少数品牌如Christian Louboutin、Jimmy Choo等仍在增长,和其他陷入衰退的行业一样,销量向头部集中。 因此,二代接班人应优先选择符合自身优势的转型方向作为突破口(例如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海外拓展等),以此提升自己的“信服指数”。 对于资本来说,这个业务早就是一种不良资产。当老臣们看到二代带来的实际业绩,才会从“看在长辈情面上辅佐”转为“发自内心地拥护”。 2017年,高瓴资本出手收购泥潭中的百丽国际时,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的判断是,百丽的运动鞋业务是个优良资产,但被女鞋业务拖累。 简言之,身份可以继承,但威望必须自建。唯有让头衔背后有了真刀真枪干出来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接班人才能真正走出夹缝,站稳脚跟。 5年后李宁收购Clarks,其运营公司非凡中国近两年业绩承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高跟鞋离我们确实是越来越远了。不久前的一次活动上,一位身材极好的女孩穿了一双5cm左右的高跟鞋,大家纷纷表示钦佩。 从“接班”到“创造”:战略接班人的使命 当今的市场环境、技术范式和政策背景都在剧烈变化,企业传承不再是简单原地“接班守业”的命题,而意味着二次创业、战略再造。真正的接班人,不应只是财富的继承者,更要成为企业战略的再创造者。 未来接班是否成功,并不取决于能否重复上一代的道路,而在于能否做到以下几点: 1.识别未来的增长引擎:深刻洞察产业趋势和新技术机遇,为企业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战略赛道。例如,二代可以着眼数字经济浪潮,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布局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领域;也可以顺应消费升级,重塑老品牌形象以拥抱年轻市场。

| “其实上午我就后悔了”,她说,在会场走来走去,还是应该穿运动鞋。 地铁里,几乎看不到高跟鞋了,上周有人偷拍了一张地铁里的高跟鞋,社交平台上最高赞的评论是:早高峰会不会踩伤人? 一位朋友感慨,高跟鞋的荣光很难再现,因为刚刚走进社会的这代年轻人,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 2.构建新一代治理机制:打造更加透明、高效、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引入现代管理制度。从股东会、董事会到高管层,实现权责分明、流程清晰,减少对个人的依赖。必要时“放权让贤”,大胆引进职业经理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20社,作者:罗立璇、贾阳。

| 3.推动组织从经验型向认知型跃迁:培育数据驱动、知识驱动的组织文化与能力。通过内部创业项目或创新机制,让企业持续尝试新模式、新产品,不因既有的成功而裹足不前。例如,在家族内部搭建创业平台,鼓励二代在家族企业的“保护伞”下试水新项目,实现锻炼成长与组织升级的双赢。 概括而言,接班人接过的不仅是权杖,更是企业重启的未来。

| 他们需要具备创业者的敏锐与魄力,在传承中开创,在守成中创新。事实上,不少中国“企二代”本身就拥有强烈的创业进取心。 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中国家族企业新生代相比全球同行更渴望成为企业领袖,甚至更倾向于自主创业。这为家族企业注入变革动力提供了可能。但关键在于,家族和企业必须为这股动力创造空间与条件。 至于如何提高接班创变的成功率?可以最先从两方面着手: 1.提前规划:创始人应在身体硬朗、精力充沛时就启动接班布局,逐步将管理权、决策权让渡给二代,并亲自指导其成长,以实现平稳过渡。这包括通过立下遗嘱明确接班人、避免家族内讧,及早调整股权架构形成清晰的控制权等,为二代接班从法律和治理层面铺平道路。 2.内部创业:支持二代先在企业内部创业,取得实绩再“转正”。可以在公司内部开设新业务板块或创新项目,由二代负责经营,在实践中历练才干、建立威信。研究也发现,“股权给子女、经营交经理人”正在成为部分一代企业家的选择。这并非否定二代能力,而是希望通过角色分工实现优势互补:二代专注战略方向和新业务培育,职业经理团队负责日常运营,双方协同护航企业的转型升级。

| 结语 中国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不是某个时点的交接仪式,而是经年累月的系统变革。评价传承成功与否,不是看交接那天多热闹,而是看十年后企业还能不能增长。 唯有二代接班人在心态上实现从“守业”到“创业”的转变,以战略家的眼光定方向,以创业者的闯劲破难题,才能既继承“财富帝国”,又扛起父辈的“精神旗帜”,不仅延续企业的辉煌,更可能开辟出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也唯有如此,中国家族企业才能基业长青,在时代浪潮中续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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